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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19 | 刘亮程散文《一个人的村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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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牛车  冬天  东头  散文  刘亮程 

刘亮程散文《一个人的村庄》(下)

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 

      一般来说,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相貌及性情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住在村东头的人和住在村西头的人有啥不同便少有人知了。村庄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地方,一般的村子户不过百,人不足千,东西跨度也就几百米,那头咳嗽一声这头也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弹丸之地竟也有东西人之分,听起来你会觉得可笑。
      住在村东头的人,被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醒。这是一天的头茬子阳光,鲜嫩、洁净,充满生机。做早饭的女人,收拾农具的男人,沫浴在一片曙光中,这顿鲜美的"阳光早餐"不是哪个地方的人都能随意享受。阳光对于人的喂养就像草对于牲畜。光线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人的内心及前途的光亮程度。而当阳光漫过一个房顶又一个房顶到达村西头,光线中已沾染了太多的烟尘、人声和鸡鸣狗叫,成为世俗的东西。
      早晨村东头的屋影;树影、烟影、人畜影层层叠叠压向村西头。早晨的影子是残梦;是梦幻与现实的暖昧与交替。这种影子里长大的人,忧郁、怀疑、好妄想。午后村西头的影子正好反过来压向村东头。午后的影子是疲惫,是一整天勤劳带来的收获与遗憾,是先到的夜晚。坐在这种阴影里吃饭的人们;咀嚼生活的自足与艰辛。早熟,早恋,早有所成。
      住在村东头的男人,早晨面朝太阳,一泡激尿撒出三米远两丈高。这是憋了一夜的老尿,之所以憋一夜不在三五更放掉,就是为了一大早地晒晒太阳。越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就越是需要阳光,撒尿是个多好的正当理由,它让这个无期监禁的"家伙"偶尔出来放放风见见阳光。村东头的男人,无论高矮胖瘦皆悍劲阳刚。
      水往东边流,一渠水村西人洗过衣服村东人洗,虽说水过百米自然清,百米外的清水肯定已不是以前的水;风向西边刮,村东头的尘土刮到村西头,村西的尘土又刮到更西边另一个村庄的东头。
      村东头的人以为太阳落尽时,太阳才落到村西头的房子后面,几栋矮土房足够遮挡人的眼光和观念。就像村西人以为太阳还未出来时,村东人已饮足了早晨的头茬子阳光。村西人的黄昏漫长;夜相对短些。村东人的黎明早,昼相应长些。前后一算又是一样的。先醒的人先睡着。误差极微小,才不易觉察地影响着人。
      一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太阳先照那么一阵,一个人夜夜早睡早醒,早早下到地里,四寂无人地先干那么一阵。
      另一个人总是最后目睹日头落尽,看着人全回村,牲口都归圈。尔后关好院门。只有他知道一天真的完了。他最后一个端起饭碗,最后一个点灯又最后一个把灯吹灭。半村人鼾声大震时,另半村人正醒着。
      这样的两种人像不像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他们气质、禀性中的不同东西肯定比相同的东西多得多。
      人虽非草木,家却是根,把人牢牢拴在一处。人可以走东窜西,跑南奔北。大部分时间却还是在家里度过。家的位置对人一生有多重要。家安在盐碱滩,你的脚就一辈子返潮。家住沙沟梁,有风无风你都得把眼眯缝上。不同的生活方位造就着不同的人。几步之外,另有乾坤。村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活得不对劲时,要想方设法搬搬房子,这比搬动其他更容易些。树挪死,人挪活嘛。1994年7月 


寒风吹彻

      雪落在那些年雪落过的地方,我已经不注意它们了。比落雪更重要的事情开始降临到生活中。三十岁的我,似乎对这个冬天的来临漠不关心,却又好像一直在倾听落雪的声音,期待着又一场雪俏无声息地覆盖村庄和田野。
      我静坐在屋子里,火炉上烤着几片馍馍,一小碟咸菜放在炉旁的木凳上,屋里光线暗淡。许久以后我还记起我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围抱火炉,吃咸菜啃馍馍想着一些人和事情,想得深远而入神。柴禾在炉中啪啪地燃烧着,炉火通红,我的手和脸都烤得发烫了,脊背却依旧凉飕飕的。寒风正从我看不见的一道门缝吹进来。冬天又一次来到村里,来到我的家。我把怕冻的东西一一搬进屋子,糊好窗户,挂上去年冬天的棉门帘,寒风还是进来了。它比我更熟悉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
      就在前一天,我似乎已经预感到大雪来临。我劈好足够烧半个月的柴禾,整齐地码在窗台下;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无意中像在迎接一位久违的贵宾--把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扫到一边,腾出干净的一片地方来让雪落下。下午我还走出村子,到田野里转了一圈。我没顾上割回来的一地葵花秆,将在大雪中站一个冬天。每年下雪之前,都会发现有一两件顾不上干完的事而被搁一个冬天。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样用自己那只冰手,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
      屋子里更暗了,我看不见雪。但我知道雪在落,漫天地落。落在房顶和柴垛上,落在扫干净的院子里,落在远远近近的路上。我要等雪落定了再出去。我再不像以往,每逢第一场雪,都会怀着莫名的兴奋,站在屋檐下观看好一阵,或光着头钻进大雪中,好像有意要让雪知道世上有我这样一个人,却不知道寒冷早已盯住了我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
      经过许多个冬天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自己再躲不过雪,无论我蜷缩在屋子里,还是远在冬天的另一个地方,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在我正经历的一段岁月里。当一个人的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时,他便再无法照管好自己。
      就像现在,我紧围着火炉,努力想烤热自己。我的一根骨头,却露在屋外的寒风中,隐隐作疼。那是我多年前冻坏的一根骨头,我再不能像捡一根牛骨头一样,把它捡回到火炉旁烤热。它永远地冻坏在那段天亮前的雪路上了。那个冬天我十四岁,赶着牛车去沙漠里拉柴禾。那时一村人都是*长在沙漠里的一种叫梭梭的灌木取暖过冬。因为不断砍挖,有柴禾的地方越来越远。往往要用一天半夜时间才能拉回一车柴禾。每次拉柴禾,都是母亲半夜起来做好饭,装好水和馍馍,然后叫醒我。有时父亲也会起来帮我套好车。我对寒冷的认识是从那些夜晚开始的。
      牛车一走出村子,寒冷便从四面八方拥围而来,把你从家里带出的那点温暖搜刮得;干二净,让你浑身上下只剩下寒冷。
      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
      只是这次,是我一个人赶着牛车进沙漠。以往牛车一出村,就会听到远远近近的雪路上其他牛车的走动声,赶车人隐约的吆喝声。只要紧赶一阵路,便会追上一辆或好几辆去拉柴的牛车,一长串,缓行在铅灰色的冬夜里。那种夜晚天再冷也不觉得。因为寒风在吹好几个人,同村的、邻村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好几架牛车在这条夜路上抵挡着寒冷。
      而这次,一野的寒风吹着我一个人。似乎寒冷把其他一切都收拾掉了。现在全部地对付我。
      我掖着羊皮大衣,一动不动趴在牛车里,不敢大声吆喝牛,免得让更多的寒冷发现我。从那个夜晚我懂得了隐藏温暖--在凛冽的寒风中,身体中那点温暖正一步步退守到一个隐秘的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找到的深远处--我把这点隐深的温暖节俭地用于此后多年的爱情生活。我的亲人们说我是个很冷的人,不是的,我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你们。
      许多年后有一股寒风,从我自以为火热温暖的从未被寒冷浸入的内心深处阵阵袭来时,我才发现穿再厚的棉衣也没用了。生命本身有一个冬天,它已经来临。
      天亮时,牛车终于到达有柴禾的地方。我的一条腿却被冻僵了,失去了感觉。我试探着用另一条腿跳下车,拄着一根柴禾棒活动了一阵,又点了一堆火烤了一会儿,勉强可以行走了。腿上的一块骨头却生疼起来,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疼,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又狠命往骨髓里钻--这种疼感一直延续到以后所有的冬天以及夏季里阴冷的日子。
      天快黑时,我装着半车柴禾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就问我:怎么拉了这点柴,不够两天烧的。我没吭声,也没向家里说腿冻坏的事。
      我想很快会暖和过来。
      那个冬天要是稍短些;家里的火炉要是稍旺些,我要是稍把这条腿当回事些,或许我能暖和过来。可是现在不行了。隔着多少个季节,今夜的我,围抱火炉,再也暖不热那个遥远冬天的我;那个在上学路上不慎掉进冰窟窿,浑身是冰往回跑的我;那个跺着冻僵的双脚,捂着耳朵在一扇门外焦急等待的我......我再不能把他们唤回到这个温暖的火炉旁。我准备了许多柴禾,是准备给这个冬天的。我才三十岁,肯定能走过冬天。
      但在我周围,肯定有个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度过冬天。他们被留住了。冬天总是一年一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一种心情......尔后整个人生。
      我曾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让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带着许多冬天的寒冷,当他坐在我的火炉旁时,炉火须臾间变得苍白。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火炉的另一边,我感到迎面逼来的一个老人的透骨寒气。
      他一句话不说。我想他的话肯定全冻硬了,得过一阵才能化开。
      大约坐了半个时辰,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我以为他暖和过来了。
      第二天下午,听人说村西边冻死了一个人。我跑过去,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躺在路边,半边脸埋在雪中。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冻死。
      我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了。他的生命中肯定还深藏着一点温暖,只是我们看不见。一个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见。呼唤和呻吟我们听不见。
      我们认为他死了;彻底地冻僵了。
      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什么去留住。他的烂了几个洞、棉花露在外面的旧棉衣?底磨得快透了一边帮已经脱落的那双鞋?还有他的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还要寒冷的心境?......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我有一个姑妈,住在河那边的村庄里,许多年前的那些个冬天,我们兄弟几个常手牵手走过封冻的河去看望她。每次临别前,姑妈总要说一句:天热了让你妈过来喧喧。
      姑妈年老多病,她总担心自己过不了冬天。天一冷她便足不出户,偎在一间矮土屋里,抱着火炉,等待春天来临。
      一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她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她还是渴望春天,她害怕寒冷。
      我一直没有忘记姑妈的这句话,也不只一次地把它转告给母亲。母亲只是望望我,又忙着做她的活。母亲不是一个人在过冬,她有五六个没长大的孩子,她要拉扯着他们度过冬天,不让一个孩子受冷。她和姑妈一样期盼着春天。
      ......天热了,母亲会带着我们,越过河,到对岸的村于里看望姑妈。姑妈也会走出蜗居一冬的土屋,在院子里晒着暖暖的太阳和我们说说笑笑......多少年过去了,我仍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春天。好像姑妈那句话中的"天"一直没有热。
      姑妈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年,记得是大年初四,我陪着母亲沿一条即将解冻的马路往回走。母亲在那段路上告诉我姑妈去世的事。她说:"你姑妈死掉了。"
      母亲说得那么平淡,像在说一件跟死亡无关的事情。
      "咋死的?"我似乎问得更平淡。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说:"你大哥和你弟弟过去帮助料理了后事。"
      此后的好一阵,我们再没说这事,只顾静静地走路。快到家门口时,母亲说了句:天热了。
      我抬头看了看母亲,她的身上正冒着热气,或许是走路的缘故,不过天气真的转热了。对母亲来说,这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天热了过来喧喧。"我又想起姑妈的这句话。这个春天再不属于姑妈了。她熬过了许多个冬天还是被这个冬天留住了。我想起爷爷奶奶也是分别死在几年前的冬天。母亲还活着。我们在世上的亲人会越来越少。我告诉自己,不管天冷天热,我们都要常过来和母亲坐坐。
      母亲拉扯大她的七个儿女。她老了。我们长高长大的七个儿女,或许能为母亲挡住一丝的寒冷。每当儿女们回到家里,母亲都会特别高兴,家里也顿时平添热闹的气氛。
      但母亲斑白的双鬃分明让我感到她一个人的冬天已经来临,那些雪开始不退、冰霜开始不融化--无论春天来了,还是儿女们的孝心和温暖备至。
      隔着三十年这样的人生距离,我感觉着母亲独自在冬天的透心寒冷。我无能为力。
      雪越下越大。天彻底黑透了。
      我围抱着火炉,烤热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1996年5月20日 


永远欠一顿饭

      现在我还不知道那顿没吃饱的晚饭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人是不可以敷衍自己的。尤其是吃饭,这顿没吃饱就是没吃饱,不可能下一顿多吃点就能补偿。没吃饱的这顿饭将作为一种欠缺空在一生里,命运迟早会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击败我。
      那一天我忙了些什么现在一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天黑时又饥又累回到宿舍,胡乱地啃了几口干馕便躺下了,原想休息一会儿出去好好吃顿饭。谁知一躺下便睡了过去,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我就这样给自己省了一顿饭钱。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今天早晨我突然暴富,腰缠千万,我也只能为自己备一顿像样点的早餐。却永远无法回到昨天下午,为那个又饿又累的自己买一盘菜一碗汤面。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这笔欠账却永远记在生命中。也许就因为这顿饭没吃饱,多少年后的一次劫难逃生中,我差半步没有摆脱厄运。正因为这顿没吃饱的饭,以后多少年我心虚、腿软、步履艰难,因而失去许多机遇,许多好运气,让别人抢了先。
      人们时常埋怨生活,埋怨社会,甚至时代。总认为是这些大环境造成了自己多舛的命运。其实,生活中那些常被忽视的微小东西对人的作用才是最巨大的。也许正是它们影响了你,造就或毁掉了你,而你却从不知道。
      你若住在城市的楼群下面,每个早晨本该照在你身上的那束阳光,被高楼层层阻隔,你在它的阴影中一个早晨一个早晨地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你有一个妻子,但她不漂亮;有一个儿子,但你不喜欢他。你没有当上官,没有挣上钱,甚至没有几个可以来往的好朋友。你感觉你欠缺得太多太多,但你从没有认真地去想想,也许你真正欠缺的,正是每个早晨的那一束阳光,有了这束阳光,也许一切就都有了。
      你的妻子因为每个早晨都能临窗晒会儿太阳,所以容颜光彩而亮丽,眉不萎,脸不皱,目光含情;你的儿子因为每个早晨都不在阴影里走动,所以性情晴朗可人,发育良好,没有怪僻的毛病;而你,因为每个早晨都面对蓬勃日出,久而久之,心仔大志,向上进取,所以当上官,发了财。
      你若住在城市的高烟囱下面;那些细小的、肉眼看不见的烟灰煤粒常年累月侵蚀你,落到皮肤上,吸进肺腑里,吃到肠胃中,于是你年纪不大就得了一种病,生出一种怪脾气,见谁都生气,看啥都不顺眼,干啥都不舒服。其实,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比别人多吃了许多煤沫子,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怪领导给你穿小鞋,同事对你不尊敬,邻居对你冷眼相看,说三道四。你把这一切最终归罪于社会,怨自己生不逢时,却不知道抬头骂一句:狗日的,烟尘。它影响了你,害了你,你却浑然不觉。
      人们总喜欢把自己依赖在强大的社会身上,耗费毕生精力向社会索取。而忘记了营造自己的小世界,小环境。其实,得到幸福和满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你花一会儿时间,探净窗玻璃上的尘土,你就会得到一屋子的明娓阳光,享受很多天的心情舒畅;只要稍动点手。填平回家路上的那个小坑,整个一年甚至几年你都会平平安安到家,再不会栽跟头,
      走在路上尽可以想些高兴的事情,想得入神,而不必担心路不平。
      还有吃饭,许多人有这个条件,只要稍加操持便能美美款待自己一番。但许多人不这样去做,他们用这段时间下馆子去找挨宰,找气受,找传染病,尔后又把牢骚和坏脾气带到生活中,工作申。
      但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懂得每顿饭对人生的重要性。他们活得仔细认真,把每顿饭都当一顿饭去吃,把每句话都当一句话去说,把每口气都当了口气去呼吸。他们不敷衍生活,生活也不敷衍他们,他们过得一个比一个好。
      我刚来乌市时,有一个月时间,借住在同事的宿舍里,对门的两位小姐,也跟我一样,趁朋友不在,借住几天。
      每天下班后,我都看到她们买回好多新鲜蔬菜,有时还买一条鱼,我所见她们又说又笑地做饭,禁不住凑过去和她们说笑几句。
      她们从不请我吃她们做的饭,饭做好便自顾自地吃起来,连句"吃点饭吧"这样的客气话也不说一句。也许她们压根就没把我当外人,而我还一直抱着到城市来做客的天真想法,希望有人对我客气一下。她们多懂得爱护自己啊,生伯我吃掉一口她们就会少吃一口,少吸收一点营养,少增加一点热量,第二天她们在生活和事业上与人竞争时就会少一点体力,缺一点智力,她们生活的认真劲儿真让我感动。虽然只暂住几天,却几乎买齐了所有佐料,瓶瓶罐罐摆了一窗台,把房间和过道扫得干干净净,住到哪就把哪当成家。而我来乌市都几个月了,还四处漂泊,活得潦倒又潦草。常常用一些简单的饭食糊弄自己,从不知道扫一扫地,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总抱着一种临时的想法在生活:住几天就走,工作几年就离开,爱几个月便分手......一直到生活几十年就离世。
      我想,即使我不能把举目无亲的城市认作故土,也至少应该把借住的这闺房子当成家,生活再匆忙,工作再辛苦,一天也要挤出点时间来,不慌不忙地做顿饭,生活中也许有许多不如意,但我可以做一顿如意的饭菜--为自已。也许我无法改变命运,但随时改善一下生活,总是可以的,只要一顿好饭,一句好话,一个美好的想法便可完全改变人的心情,这件简单易做的事,唾手可得的幸福我都不知道去做,还追求什么大幸福呢?


城市牛哞

      我是在路过街心花园时,一眼看见花园中冒着热气的一堆牛粪的。在城市能见到这种东西我有点不敢相信,城市人怎么也对牛粪感起兴趣?我翻进花园,抓起一把闻了闻,是正宗的乡下牛粪,一股熟悉的遥远乡村的气息扑鼻而来,沁透心肺。那些在乡下默默无闻的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宰掉的牛,它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牛粪被运到城市,作为上好肥料养育着城里的花草树木。它们知道牛圈之外有一个叫乌鲁木齐的城市吗?
      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从乡下运来的一卡车牛,它们并排横站在车厢里,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东张西望,目光天真而好奇。我低着头,不敢看它们。我知道它们是被运来干啥的,在卡车缓缓开过的一瞬,我听到熟悉的一声牛哞,紧接着一车牛的眼睛齐刷刷盯住了我:它们认出我来了......这不是经常扛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转悠的那个农民吗,他不好好种地跑到城里干啥来了。瞧他挟一只黑包在人群中奔波的样子,跟在乡下时挟一条麻袋去偷玉米是一种架势。我似乎听到牛议论我,我羞愧得抬不起头。
      这些牛不是乘车来逛街的。街上没有牛需要的东西,也没有牛要干的活。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种叫市民的承榄了,他们不需要牲畜。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他们为了牛肉的新鲜才把活牛运到城里。一头牛从宰杀到骨肉被分食,这段时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胃口和消化速度。早晨还活蹦乱跳的一头牛,中午已摆上市民的餐桌,进入肠胃转化成热量和情欲。
      而牛知不知道它们的下场呢?它们会不会正天真地想,是人在爱护它们抬举它们呢。它们耕了一辈子地,拉了一辈子车,驮了一辈子东西,立下大功劳了。人把它们当老工人或劳动模范一样尊敬和爱戴,从千万头牛中选出些代表,免费乘车到城里旅游一趟,让它们因这仅有的一次荣耀而忘记一辈子的困苦与屈辱,对熬煎了自己一生的社会和生活再没有意见,无怨无悔。
      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呢?
      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
      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
      多少次我看着比人高大有力的牛,被人轻轻松松地宰掉,它们不挣扎,不逃跑,甚至不叫一声,似乎那一刀捅进去很舒服。我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尽量装得跟人似的,跟一个城里人似的说话、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两种动物。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地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曾经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多少伟大生命被人们当食物吞噬。人们用太多太珍贵的东西喂了肚子。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一个咯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
      那一天,拥拥挤挤的城里人来来往往,汉人注意到坐在街心花园的一堆牛粪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我,他们顶多把我当成给花园施肥的工人或花匠。我已经把自己伪装得不像农民。几个月前我扔掉铁锨和锄头跑到城市,在一家文化单位打工。我遇到许多才华横溢的文人,他们家里摆着成架成架的书,读过古今中外的所有名著。被书籍养育的他们,个个满腹经纶。我感到惭愧,感到十分窘迫。我的家里除了成堆的苞谷棒子,便是房前屋后的一堆堆牛粪,我唯一的养分便是这些牛粪。小时候在牛粪堆上玩耍,长大后又担着牛粪施肥。长年累月地熏陶我的正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牛粪味儿。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就是在这种熏陶中长大、并混到文人作家的行列中。
      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苍白的,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我是个农民,只能用农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尽管无济于事。我也会在适当时候邀请我的朋友们到一堆牛粪上采坐坐,他们饱食了现代激素,而人类最本原的底肥是万不可少的。没这种底肥的人如同无本之木,是结不出硕大果实的。
      好在城市人已经认识到牛粪的价值。他们把雪白雪白的化肥卖给农民,又廉价从农民手中换来珍贵无比的牛粪养育花草树木。这些本该养育伟大事物的贵重养料,如今也只能育肥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了。1995年7月    


父 亲

      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的第二年,家里的重活开始逐渐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父亲过早地显出了老相,背稍重点的东西便显得很吃力,嘴里不时嘟囔一句:我都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他觉得自己早该闲坐到墙根晒太阳了。  
      母亲却认为他是装的。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壮实,一只胳膊上的劲,比我们浑身的劲都大得多。一次他发脾气,一只手一拨,老三就飞出去3米。我见他发过两次火,都是对着老三、老四。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到这个家,他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母亲。家里买什么不买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他看上去只是个干活的人,和我们一起起早贪黑。每天下地都是他赶车,坐在辕木上,很少挥鞭子。他嫌我们赶不好,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他试着让我赶过几次车。往前走叫"呔球"。往左拐叫"嗷"。往右拐叫"唷"。往后退叫"缩"。我一慌就叫反。一次右边有个土疙瘩,应该喊"嗷"让牛向左拐绕过去。我却喊成"唷"。牛愣了一下,突然停住,扭头看着我。我一下不好意思,"嗷、嗷"了好几声。  
      我一个人赶车时就没这么紧张。其实根本用不着多操心,牛会自己往好路上走,遇到坑坎会自觉躲过。它知道车轱辘碰到疙瘩陷进坑里都会让自己多费劲。  
      我们在太平渠使唤老了3头牛。有一头是黑母牛,我们到这个家时它已不小岁数了,走路肉肉的,没一点脾气。父亲说它8岁了。8岁,跟我同岁,还是个孩子呢。可牛只有十几岁的寿命,活到这个年龄就得考虑卖还是宰。黑母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副木讷神情。鞭子抽在身上也没反应。抽急了猛走几步,鞭子一停便慢下来,缓缓悠悠地挪着步子。父亲已经适应了这个慢劲。我们不行,老想快点走到想去的地方,担心去晚了柴被人砍光草被人割光。一见飞奔的马车牛车擦身而过,便禁不住抡起鞭子,"呔球、呔球"地叫喊一阵。可是没用,鞭子抽在它身上就像抽在地上一样,只腾起一股白土。黑母牛身上纵纵横横地爬满了鞭痕。我们打它时一点都不心疼。我们似乎觉得,它已经不知道疼,再多抽几鞭就像往柴垛上多撂几把柴一样地无所谓了。它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拉柴禾,来回几十公里。遇到上坡和难走的路,我们也会帮着拉,肩上套根绳子,身体前倾着,那时牛会格外用力,我们和牛,就像一对兄弟。实在拉不动时,牛便伸长脖力,晃着头,哞哞地叫几声,那神情就像父亲背一麻袋重东西,边喘着气边埋怨:我都快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父亲一生气就嘟囔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说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就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地长大懂事了,但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悔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鸟   叫

      我听到过一只鸟在半夜的叫声。
      我睡在牛圈棚顶的草垛上。整个夏天我们都往牛圈棚顶上垛干草,草垛高出房顶和树梢。那是牛羊一个冬天的食草。整个冬天,圈棚上的草会一天天减少。到了春天,草芽初露,牛羊出圈遍野里追青逐绿,棚上的干草便所剩无几,露出粗细歪直的梁柱来,那时候上棚,不小心就会一脚踩空,掉进牛圈里。
      而在夏末秋初的闷热夜晚,草棚顶上是绝好的凉快处,从夜空吹下来的风,丝丝缕缕,轻拂着草垛顶部。这个季节的风吹刮在高空里,可以看到云堆飘移,却不见树叶摇动。
      那些夜晚我很少睡在房子里。有时铺一些草睡在地头看苞谷。有时垫一个褥子躺在院子里的牛车上,旁边堆着新收回来的苞谷或棉花。更多的时候我躺在草垛上,胡乱地想着些事情便睡着了。醒来不知是哪一天早晨,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一只鸡不见了,两片树叶黄落到窗台上,堆在院子里的苞谷棒子少了几根,又好像一根没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和往日一模一样,一家人吃饭,收拾院子,套车,扛农具下地......天黑后我依旧爬上草垛,胡乱地想着些事情然后睡觉。
      那个晚上我不是让鸟叫醒的。我刚好在那个时候,睡醒了。天有点凉。我往身上加了些草。
      这时一只鸟叫了。
      "呱"
      独独的一声。停了片刻,又"呱"的一声。是一只很大的鸟,声音粗哑,却很有穿透力。有点像我外爷的声音。停了会儿,又"呱"、"呱"两声。
      整个村子静静的、黑黑的,只有一只鸟在叫。
      我有点怕,从没听过这样大声的鸟叫。
      鸟声在村南边隔着三四幢房子的地方,那儿有一棵大榆树,还有一小片白杨树。我侧过头看见那片黑糊糊的树梢像隆起的一块平地,似乎上面可以走人。
      过了一阵,鸟叫又突然从西边响起,离得很近,听声音好像就在斜对面韩三家的房顶上。鸟叫的时候,整个村子回荡着鸟声,不叫时便啥声音都没有了,连空气都没有了。
      我在第七声鸟叫之后,悄悄地爬下草垛。我不敢再听下一声,好像每一声鸟叫都刺进我的身体里,浑身的每块肉每根骨头都被鸟叫惊醒。我更担心鸟飞过来落到草垛上。
      我顺着草垛轻轻滑落到棚沿上,抱着一根伸出来的椽头吊了下来。在草垛顶上坐起身的那一瞬,我突然看见我们家的房顶,觉得那么远,那么陌生,黑黑地摆在眼底下,那截烟囱,横堆在上面的那些木头,模模糊糊的,像是梦里的一个场景。
      这就是我的家吗?是我必需要记住的---哪一天我像鸟一样飞回来,一眼就能认出的我们家朝天仰着的---那个面容吗?在这个屋顶下面的大土炕上,此刻睡着我的后父、母亲、大哥、三个弟弟和两个小妹。他们都睡着了,肩挨肩地睡着了。只有我在高处看着黑黑的这幢房子。
      我走过圈棚前面的场地时,栓在柱子上的牛望了我一眼,它应该听到了鸟叫。或许没有。它只是睁着眼睡觉。我正好从它眼睛前面走过,看见它的眼珠亮了一下,像很远的一点星光。我顺着墙根摸到门边上,推了一下门,没推动,门从里面顶住了,又用力推了一下,顶门的木棍往后滑了一下,门开了条缝,我伸手进去,取开顶门棍,侧身进屋,又把门顶住。
      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却什么都清清楚楚。我轻脚绕开水缸、炕边上的炉子,甚至连脱了一地的鞋都没踩着一只,沿着炕沿摸过去,摸到*墙的桌子,摸到了最里头了。我脱掉衣服,在顶西边的炕角上悄悄睡下。
      这时鸟又叫了一声。像从我们屋前的树上叫的,声音刺破窗户,整个地撞进屋子里。我赶紧蒙住头。
      没有一个人被惊醒。
      之后鸟再没叫,可能飞走了。过了好大一阵,我掀开蒙在头上的被子,房子里突然亮了一些。月亮出来了,月光透过窗户斜照进来。我侧过身,清晰地看见枕在炕沿上的一排人头。有的侧着,有的仰着,全都熟睡着。
      我突然孤独害怕起来,觉得我不认识他们。
      第二天中午,我说,昨晚上一只鸟叫得声音很大,像我外爷的声音一样大,太吓人了。家里人都望着我。一家人的嘴忙着嚼东西,没人吭声。只有母亲说了句:你又做梦了吧。我说不是梦,我确实听见了,鸟总共叫了8声。最后飞走了。我没有把话说出来,只是端着碗发呆。
      不知太平渠还有谁在那个晚上听到鸟叫了。
      那只是一只鸟的叫声。我想。那只鸟或许睡不着,独自在黑暗的天空中漫飞,后来飞到太平渠上空,叫了几声。
      它把孤独和寂寞叫出来了。我一声没吭。
      更多的鸟在更多的地方,在树上,在屋顶,在天空下,它们不住地叫。尽管鸟不住地叫,听到鸟叫的人,还是极少的。鸟叫的时候,有人在睡觉,有人不在了,有人在听人说话......很少有人停下来专心听一只鸟叫。人不懂鸟在叫什么。那年秋天,鸟在天空聚会,黑压压一片,不知有几千几万只。鸟群的影子遮挡住阳光,整个村子笼罩在阴暗中。鸟粪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打在人的脸上、身上,打在树木和屋顶上。到处是斑斑驳驳的白点。人有些慌了,以为要出啥事。许多人聚到一起,胡乱地猜测着。后来全村人聚到一起,谁也不敢单独呆在家里。鸟在天上乱叫,人在地下胡说。谁也听不懂谁。几乎所有的鸟都在叫,听上去各叫各的,一片混乱,不像在商量什么、决定什么,倒像在吵群架,乱糟糟的,从没有停住嘴,听一只鸟独叫。人正好相反,一个人说话时,其他人都住嘴听着,大家都以为这个人知道鸟为啥聚会。这个人站在一个土疙瘩上,把手一挥,像刚从天上飞下来似的,其他人愈加安静了。这个人清清嗓子,开始说话。他的话语杂在鸟叫中,才听还像人声,过一会儿像是鸟叫了。其他人"轰"地一声开始乱吵,像鸟一样各叫各地起来。天地间混杂着鸟语人声。
      这样持续了约摸一小时,鸟群散去,阳光重又照进村子。人抬头看天,一只鸟也没有了。鸟不知散落到了哪里,天空腾空了。人看了半天,看见一只鸟从西边天空孤孤地飞过来,在刚才鸟群盘旋的地方转了几圈,叫了几声,又朝西边飞走了。
      可能是只来迟了没赶上聚会的鸟。
      还有一次,一群乌鸦聚到村东头开会,至少有几十只,大部分落在路边的老榆树上,树上落不下的,黑黑地站在地上,埂子上,和路上。人都知道乌鸦一开会,村里就会死人,但谁都不知道谁家人会死。整个西边的村庄空掉了,人都拥到了村东边,人和乌鸦离得很近,顶多有一条马路宽的距离。那边,乌鸦黑乎乎地站了一树一地;这边,人群黑压压地站了一渠一路。乌鸦呱呱地乱叫,人群一声不吭,像极有教养的旁听者,似乎要从乌鸦聚会中听到有关自家的秘密和内容。
      只有王占从人群中走出来,举着个枝条,喊叫着朝乌鸦群走过去。老榆树旁是他家的麦地。他怕乌鸦踩坏麦子。他挥着枝条边走边"啊啊"地喊,听上去像另一只乌鸦在叫,都快走到跟前了,却没一只乌鸦飞起来,好像乌鸦没看见似的。王占害怕了,树条举在手里,愣愣地站了半天,掉头跑回到人群里。
      正在这时,"咔嚓"一声,老榆树的一个横枝被压断了,几百只乌鸦齐齐摔下来,机灵点的掉到半空飞起来,更多的掉在地上,或在半空乌鸦碰着乌鸦,惹得人群一阵哄笑。还有一只摔断了翅膀,鸦群飞走后那只乌鸦孤零零地站在树下,望望天空,又望望人群。
      全村人朝那只乌鸦围了过去。
      那年村里没有死人。那棵老榆树死掉了。乌鸦飞走后树上光秃秃的,所有树叶都被乌鸦踏落了。第二年春天,也没再长出叶子。
      "你听见那天晚上有只鸟叫了?是只很大的鸟,一共叫了八声。"
      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想找到一个在那天晚上听到鸟叫的人。我问过住在村南头的王成礼和孟二。还问了韩三。第七声鸟叫就是从韩三家房顶上传来的,他应该能听见。如果太平渠真的没人听见,那只鸟就是叫给我一个人听的。我想。
      我最终没有找到另一个听见鸟叫的人。以后许多年,我忙于长大自己,已经淡忘了那只鸟的事。它像童年经历的许多事情一样被推远了。可是,在我快40岁的时候,不知怎的,又突然想起那几声鸟叫来。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张几下嘴,想叫出那种声音,又觉得那不是鸟叫。也许我记错了。也许,只是一个梦,根本没有那个夜晚,没有草垛上独睡的我,没有那几声鸟叫。也许,那是我外爷的声音,他寂寞了,在夜里喊叫几声。我很小的时候,外爷粗大的声音常从高处撞下来,我常常被吓住,仰起头,看见外爷宽大的胸脯和满是胡子的大下巴,有时他会塞一个糖给我,有时会再大喊一声,撵我们走开,到别处玩去!外爷极爱干净,怕我们弄脏他的房子,我们一走开他便拿起扫把扫地。
      现在,这一切了无凭据。那个牛圈不在了。高出树梢屋顶的那垛草早被牛吃掉,圈棚倒塌,曾经把一个人举到高处的那些东西消失了。再没有人从这个高度,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


附:林贤治评论刘亮程的散文——

    刘亮程是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位散文作家。他才过“而立”之年,却经历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世事沧桑。多少庄稼人,牲畜,田野,小麦和树木,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荣。他活得太久了。

    是丰沃而贫困的土地培养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学;当他以同样为土地所赋予的思维和语言,去讲叙所有一切时,散文界就立刻发现了:这是一个异类。他的作品,如同顿然隆起的一片裸呈的泥土,使众多文人学者精心编撰的文字相形失色。他的作品,阳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但是又没有那种原始的浪漫情调,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孤独无助,快乐和幸福。而整个散文界,却早已被移植到一个阴凉幽雅的所在了。

    对于故土,那村庄里的生活,刘亮程满怀感恩的深情。在回顾生命的来路时,他是自豪的:“看看,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这都是我在一个地方地久天长生活的结果。”他在《住久了才算是家》一文中,有一段自白说:“我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离开这个村庄,没有把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另一片土地上;在我年青的时候、年壮的时候,曾有许多诱惑让我险些远走他乡。但我留住了自己,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没让自己从这片天空下消失。”对他来说,家园并非如哲学家所譬喻的虚幻的所在,而是一个同个体生命切实相关的地方。它有着比“出生地”一词更为丰富的内容,不仅代表空间,而且代表时间,是世代相传的故事以及现实生活的全部。那里的阳光和空气早已化为自己的体温,混和了自己的气息,即使远走天涯,仍然留在体内,激起永久的渴望和怀想。

    刘亮程走不出家园。他自称是一个扛着铁锹“闲逛”的人,因此,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类似“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他不断转悠,却依然留在原处;像他描写的那条老狗那样,成了村庄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内心里琢磨:从房子到家,从道路到归宿,从播种到收获,从这种活计到那种活计,从这具生命到那具生命。他听灰鸟动听的鸟语,他找草绳拉直歪斜的胡杨,他走向虫子,走向老狗,老马和老人,体会那垂暮之年的悲怆。《寒风吹彻》一文,写到一个老人在冬天里冻死,他感叹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应当承认,乡村的悲剧不同于城市的悲剧,农人的悲剧不同于市民的悲剧,前者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因此更为惨苦。

    在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畜的命运总是连在一起:“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刘亮程随时随处感受着如此一般的生命,彼此相通的灵魂;于是,他得以借助村庄里任何人或任何畜物,以不同的身份,方式和口吻,表达同一种哲学。“我喜欢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这是一种哲学。“我们干完的事,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事情。”“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这是一种哲学。“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这又是一种哲学。这类哲学不同于那类由僧侣和学者操作的经院哲学,那类根本无法消化的系统哲学,那类学术呓语。这是“乡土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关于乡土的散文,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用笔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风俗,点染氛围,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在他那里,始终有一种“命”的纠缠,这种纠缠便构成了哲学,决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写法。

    我们发现,刘亮程的哲学是有一条粗大的根牵系着的,那就是:世界从来如此。对庄稼人来说,这是历史实存,也是未来宿命。刘亮程在写他的生命体验时,常常触及“偶然”,人和活动的命运因偶然而岔路丛生,前途迥异。结局如此,原因盖在于偶然无法克服必然,偶然之后定是必然。黑格尔式的结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表面上看起来,作者对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是认同的,所以通篇不见批判的烟焰。在他的笔下,村庄是太平世界。做一条小虫,一条狗,或是一棵树,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只要不开花,长得不直,便不会挨斧头。“一年一年地活着。叶落归根,一层又一层,最后埋在自己一生的落叶里,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其实,做一个人也如此。村庄里一切的位置都已固定,无从挪动;也就是说那种镇定的力量——无论传统,无论体制——是过于庞大了,是荏弱的生命所不堪承受的。实际上,刘亮程在此已经写下他的潜台词,一种有如鲁迅笔下的狂人般的反诘:“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在刘亮程的文本中,凡是合理的地方都成了不合理。哲学产生了反哲学。无论显隐,两种哲学的对立是明确的:一是肯定,维持,忍耐;一是否定,变革,反抗。然而,最令人震撼的悲剧事实是,人类生不堪命的反抗,在刘亮程的笔下就是“逃跑”。逃跑是不容易的。在《逃跑的马》中,他写到惟一跑掉的一匹马,这样说:“我们没有追上它,说明它把骨头扔在了我们尚未到达的某个远地。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追它。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马命中的死敌。马逃不过它。”这叫绝望。作为绝望的反抗,逃跑,毕竟敞开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更为残酷的是,像文中的另一匹马那样,“放弃跟命运较劲”,老了以后被人拴在草棚里,气息奄奄地等待死亡。在《城市牛哞》里,作者偶遇的牛群则不但不能逃跑,连求平静的老死的机会也不可得。它们并排站在卡车上,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带着天真而好奇的目光穿过市街,直至屠宰场。文章写道,“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种叫市民的承揽了,他们不需要牲畜。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而牛知不知道它们的下场呢?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各种美梦呢?接着,作者将文路突然引到自己的身上:

  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
  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
  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

    这是狂哞,是撕心裂肺的声音。惊恐,愤怒,决绝,整个中国文坛听不到这种声音。没有一个来自乡土的作家,能够如此看待自己的出身、处境和命运。对于草原,知青张承志只是一个“移民”,没有根。贾平凹的根在名士的烂泥塘里给沤掉了。张炜的根,实际上扎在表层。刘亮程是惟一的。他的文字,也许失之单调,琐细,散漫,甚至雷同,但是,根可以补偿一切。

    在同一篇文章中,刘亮程这样写下自己对牛,其实也是对同类遭际的特殊感受:“多少次我看着比人高大有力的牛,被人轻轻松松地宰掉,它们不挣扎,不逃跑,甚至不叫一声,似乎那一刀捅进去很舒服。我在心里一次次替他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尽量装得跟人似的,跟一个城里人似的说话、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两种动物。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地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多少伟大生命被人们当食物吞噬。人们用太多太珍贵的东西喂了肚子。深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一个咯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工业城市以及城里人用最无足轻重的处理方式排掉来自乡村的珍贵事物;而作者,则报复般地以最低俗、最鄙夷的语言方式把城市和城里人从精神上给排掉了。

    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技术主义和集约化的每一次凯旋,都是对农业文明和生产个体的进一步的侵略和征服。它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足,但是,仅此并不等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的进步。一种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霸权就建立在这上面,使一切人为的剥夺合理化,于是,作为弱势者,无论群体或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丧失便变得无可抵御。从张承志到刘亮程,他们都曾为此鸣着不平。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过程结构,每个作家所关注的环节并不相同,所以结果也就千差万别。但是,倘一概以“民粹主义”立论,则未免太省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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